此诗是《古诗十九首》之一。《古诗十九首》大约是东汉后期作品，作者已佚，大多是文人模仿乐府之作。今人综合考察十九首诗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献帝建安之前的几十年间。《古诗十九首》虽说不是出于一个作者之手，但这些诗篇却都植根于东汉末年大动乱的历史土壤，而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东汉末年，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表现得最尖锐的时期，同时也是政治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一批官僚和平日敢于议论朝政的大知识分子，接连地受到杀戮和禁锢。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东汉王朝崩溃的前夕，政治上的腐化和堕落已达到顶点。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士人更是没有出路。家园的残破，时代的扰攘，安定生活的不可能实现，正当职业的无法取得，使这批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陷于有家归不得的境地。他们因为人生理想的幻灭而跌入颓废感伤的深谷，为了排遣苦闷，他们对人生的价值观、人生的最后归宿等进行反思。这首《生年不满百》就是这种失意沉沦文人思想的反映。

　　这首诗，和《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两篇用意略同。诗中强调的是及时行乐的思想。

　　人生价值的怀疑，似乎常是因了生活的苦闷。在苦闷中看人生，许多传统的观念，都会在怀疑的目光中轰然倒塌。这首诗即以松快的旷达之语，给世间的两类追求者，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对吝啬聚财的“惜费”者的嘲讽，它几乎占了全诗的主要篇幅。这类人正如《诗经·唐风·山有枢》一诗所讥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娄（穿裹着）；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敛财货，就不知道及时享受。他们所忧虑的，无非是子孙后代的生计。这在诗人看来，简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纵然你能活上百年，也只能为子孙怀忧百岁，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常识；何况你还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忧及“千岁” ，岂非愚不可及！开篇落笔，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 者的可笑情态，真是妙不可言。接着两句更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放情游乐也。把生命的白昼，尽数沉浸在放情游乐之中，已够耸人听闻的了，诗人却还“苦”于白昼太“短”，竟异想天开，劝人把夜晚的卧息时间，也都用来行乐，真亏他想得出来！夜晚黑灯瞎火，就不怕败了游兴？诗人却早备良策：那就干脆手持烛火而游！——把放情行乐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惭，这不仅在汉代诗坛上，就是在整个古代诗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惊世骇俗之音了。至于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窑银的守财奴，听了不更要瞠目咋舌？这些是被后世诗论家叹为 “奇情奇想，笔势峥嵘”的开篇四句（方东树《昭昧詹言》）。它们一反一正，把终生忧虑与放情游乐的人生态度，鲜明地对立起来。

　　诗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这样的放荡之思，必会遭到世俗的非议。也并非不想享受，只是他们常抱着 “苦尽甘来”的哲学，把人生有限的享乐，推延到遥远的未来。诗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哲学：想要行乐就得 “及时”，哪能总等待来年？为何不能等待来年？诗中没有说。其弦外之音，却让《古诗十九首》的另一首点着了:“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安知你“来兹”不会有个三长两短，突然成了 “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的 “陈死人”（《驱车上东门》）？那时再思享乐，岂非晚矣！这就是在诗人世间 “及时”行乐的旷达之语后面，所包含着的许多人生的痛苦体验。从这一点看， "惜费"者的终日汲汲无欢，只想着为子孙攒点财物，便显得格外愚蠢了。因为他们生时的 “惜费”，无非养育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子孙。 当这些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之际，难道会感激祖上的积德？也许他们倒会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二句，其嘲讽辞气之尖刻，确有对愚者的确良 “唤醒醉梦”之力。

　　全诗抒写至此，笔锋始终还都针对着陆 “惜费”者。只是到了结尾，才突然 “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类追求：仰慕成仙者。对于神仙的企羡，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干过许多蠢事。就是汉代的平民，又何尝津津乐道于王子乔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终于乘鹤成仙的传说？在汉乐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的热切呼唤。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见《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所以，对于那些还在做着这类“成仙”梦的人，诗人便无须多费笔墨，只是借着嘲讽“惜费”者的余势，顺手一击，便就收束：“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结语在全诗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诗人之本意，其实还在“唤醒”那些“惜费”者。只轻轻一击，即使慕仙者为之颈凉，又照应了前文“为乐当及时”之意：收结也依然是旷达而巧妙的。

　　这样一首以放浪之语抒写“及时行乐”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确可将许多人们的人生迷梦“唤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将这类诗作，视为汉代“人性觉醒”的标志。但仔细想来，“常怀千岁忧”的“惜费”者固然愚蠢；但要说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及时满足一已的纵情享乐，恐怕也未必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大抵是对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人命危浅的苦闷生活的无力抗议。从毫无出路的下层人来说，又不过是从许多迷梦（诸如“功业”、“名利”之类）中醒来后，所做的又一个迷梦而已——他们何尝真能过上“被服纨与素”“何不秉烛游”的享乐生活？所以，与其说这类诗表现了“人性之觉醒”，不如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时代，这种及时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时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