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主题思想是明确的，即要求统治者能听取不同意见，而一个人之所以能听取不同意见，又在于他有自知之明。这是文章的重点。至于齐威王的政绩，齐国大治的情况，以及“战胜于朝廷”的具体经过，虽属文中应有之义，却并非作者命意的焦点所在，故仅仅一表而过。

　　这一主题思想，显然是《战国策》的作者总结了封建社会初期统治阶级在政权的得失方面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结论。从文章的思想性看，值得肯定的地方正在于此。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用以表达这一主题思想的艺术手法。因为文章本身固然对齐威王君臣不无美化之处，但也反映了作者对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寄以希望，这才用齐威王和邹忌作为纳谏和敢言的典型人物，并把他们理想化了。这就是文章之所以用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思想基础。

　　这种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可以用过去评论家的套语予以概括，即前一半是“虚处实写”，后一半是“实处虚写”。齐威王从不理朝政到励精图治，终于奠定了七雄之一的齐国在东方的强大地位，是史实。他的接纳忠言和改恶从善，也是有历史依据的。邹忌对齐威王敢于直言进谏，当然也在情理之中。但邹忌本身，是否对他作为一个美男子果真如此沾沾自喜，而最后又如此之虚怀若谷，从妻、妾、客的重重谄媚阿谀的包围圈里钻了出来，并且敢于现身说法去规劝齐威王，则值得研究考虑。

　　如果按照正规的文章结构，这篇作品一开头应该这样写：邹忌为齐威王相，入朝见威王，曰：“臣尝朝服衣冠而窥镜……”接着把他的故事叙述完毕，然后接下去再说“臣诚知不如徐公美”那一段。但如果真如此写，便索然寡味，毫无艺术特色。照这种写法，把虚构的情节提到文章的开头来叙述，俨然煞有介事。然后在叙述以后骤接“于是入朝见威王”那一段，把正面意思交代清楚，既活泼生动又水到渠成，这就是所谓的“虚处实写”。这是文学作品的艺术夸张，而非历史的忠实记录 。

　　文章的后一半写齐威王的纳谏经过，应该实有其事，或者至少是有一定的事实作为依据的。但作者却把它过分夸大了。因为齐威王的为人即使再差劲，一开始也不能全无是处，以致意见堆成山，使提出批评的人“门庭若市”。而在一周年以后，即使他改恶迁善，也不能一下子就达到圣贤的地步，使人们“虽欲言，无可进者”。可见这不过是作者用高度概括和极度夸张的手法，肯定纳谏改过的好处无穷，让封建统治者意识到这样做的优越性和有效后果，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理想化了的君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至于齐威王的政绩，作者并不想从正面详加描述；只要把一个统治者从谏如流的态度和方式淋漓尽致地写出，这就已经达到了塑造理想人物描写理想事件的目的，即使写得让人有点不相信也无妨。这就是所谓的“实处虚写”。这样，文章前后两段做到了虚实相生，前面似实而实虚，后面似虚而有实，从而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这篇文章的结构层次也很别致，从头至尾一直用三层排比的手法来写。妻、妾、客是三层；“私我”“畏我”“有求于我”是三层；“宫妇左右”“朝廷之臣”“四境之内”的百姓，又是三层。上、中、下赏，是三层；“令初下”“数月之后”“期年之后”，又是三层。这些都是比较容易识别的。再看，邹忌自以为美于徐公这一事件的发展在时间上是三层：“朝”“旦日”“明日”是也。邹忌的思想转变过程也是三层：“熟视之，自以为不如”是第一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是第二层，然后到“暮寝而思之”是第三层，找出了矛盾的焦点。全部事态的发展也是三层：邹忌现身说法进行讽谏是第一层；齐威王“下令”广泛征求意见是第二层，最后使邻近的诸侯国都来入朝，“此所谓战胜于朝廷”是第三层。当然，作者这样的写法不见得全部都是有意的，但我们却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总之，文章的结构层次很重要，没有层次不行，层次太多也不行。一般地说，总要注意到结构层次的对称美，排比作用和递进（即一层比一层深入）作用。本篇在这方面确有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

　　此外，这篇文章在叙事进程中对语言和句式的安排也很见匠心。有的叙述，对话有重复有排比，有的变化就大一些，邹忌与妻、妾、客的三问三答，有详有略，有重复处，也有小小变化处。总而言之，变中有不变，不变中又小有变化。一味求变，变得无头绪可循，不合乎我们写文章的民族传统；但如果自始至终毫无变化，也会令人乏味。而此篇则恰到好处，既有变化，又令人有轨迹可循。文章的技巧，就是靠这种地方的斟酌推敲。